由我进入愁苦之城，由我进入永劫之苦，由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中。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，神圣的力量，最高的智慧，本原的爱创造了我。在我以前，从未造物，除了永久存在的以外，而我也将永存。进来的人们，你们必须把怯懦抛开。

  从古罗马帝国开始，意大利和中国分距在欧亚大陆的两端，彼此尊重，在属于自身个人的历史空间中创造着灿烂的人类文明。之后，我们居然发现彼此身上竟然有类似的交集：对于美食的执念，深刻回荡在两片古老的土地上；在电影《靴子里的麻将》中，意大利人痴迷麻将的程度并不比中国人低；“家庭”在两国文化中都意义非凡，家庭聚会上的规矩也一样繁杂。

  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，在1353年创作了《十日谈》，讲述在黑死病阴影之下的佛罗伦萨，处于“隔离期间”的10名男女过着避世享乐的生活，他们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，一共十天，总共100个故事。这部作品是文学史上的力作，成为文艺复兴开始的宣传书。孕育了伟大文明的意大利，如今再一次处在《十日谈》的背景之中，饱受疫情之苦。

  但就像文艺复兴所主张的一样， 人性的美，即使过去了几个世纪也都未曾暗淡。勇气和爱，让即使处在逆境中的人，也依然坚定前行 。意大利时尚，在过去几百年里，就曾给过我们勇气和爱。

  在欧洲广为流传着一句话“说英国式英语，接法式的吻，开德国的汽车，穿意大利的裙子”，这已然成为一种人人追求的高尚生活方式。意大利的时尚工业虽然是到了20世纪之后才渐渐成为主流，但意大利时尚的故事，却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，到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峰。

  早在黑暗的中世纪，意大利生产的服装就被公认为面料好、做工精致的典范。当时意大利境内几大城市，包括威尼斯、佛罗伦萨、米兰和罗马，就已经在生产和出品世界顶尖水平的天鹅绒、丝绸和羊毛。到了15世纪，文艺复兴时期，整个亚平宁半岛都变成了思想碰撞的乐土，呼唤人性的声音高涨。打破教会对于社会思想的钳制，从文艺界开始，要求复兴古希腊时代的自由与理性。所有的艺术形式，几乎在同时，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发展。

  在一众耳熟能详的画家笔下，完整又浪漫地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时尚。1452年左右，达·芬奇完成佛罗伦萨贵族小姐吉内薇拉·班琪（Ginevra de’Benci）的肖像。在这幅肖像中，除了她孤独甚至有点失落的眼神，我们还很难忽视这位贵族小姐别致的发型和精致典雅的时装。当时流行丰满高挑的女性形象，就像是画像中吉内薇拉所穿着的一样：用丝带固定的丰满胸部，头发松松束起顺势遮住耳朵，两侧的刘海精致，搭配一条V形项链。

  当时在意大利还流行一种叫做Giornea的服装，造型由中世纪的斗篷变形而来。之后演变得形式丰富，像是一件没有缝侧边的外套马甲，有些款式会在肩部的位置堆积大量的褶皱，显得很厚重。其中女装的部分要比男装更加长，一般会盖住双脚，有些贵族少女会在袖口的位置缝上皮草装饰。跟我们熟悉的法国宫廷时装不一样，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之后，时尚的流行渐渐退出国际关注的视野。可对工艺的讲究、对面料的苛求，从来就没离开过亚平宁半岛。

  随着意大利创意在巴黎的走红，意大利本土的现代时装工业在1950年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“Made In Italy”渐渐成为一种品质的保证。除了时装，皮具制品在意大利时装史上也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  其中在1950年代最受到大洋彼岸好莱坞明星欢迎的，当数1927年在佛罗伦萨成立的Salvatore Ferragamo。不管是《罗马假日》里的奥黛丽·赫本，还是《七年之痒》里的玛丽莲·梦露，人人都有一双Salvatore Ferragamo。其对于品质的苛求已达到一种极致，玛丽莲·梦露的鞋跟高度直接精确到了10.16，Salvatore认为她穿这个高度的鞋子的时候最性感。

  从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Giornea开始，到对于面料手工艺的坚持，这些都奠定了1950年代意大利时装全球大流行的基础。1951 年，刚刚取得法律毕业证书的Archille Maramotti决定投身高级女装事业，延续其曾祖母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的缝纫事业，并在意大利国旗的诞生地—米兰南部小城Reggio Emilia，创办了Max Mara品牌，成为品质成衣系列的先驱。

  Archille Maramotti为Max Mara 设计的第一个服装系列，是一件驼色大衣和一件天竺葵红的套装，其精巧细致的风格均体现了未来规模生产的理想特点：精准的缝线、简洁的裁剪。以当时正时兴的漂亮的法国风格为蓝本，再按照典型的意大利格调重新设计和制作，这让这个系列一举获得成功。

  同年，意大利境内第一场高级时装秀也在佛罗伦萨上演，这场秀包含了10个意大利时装屋，所有的买手和媒体都被那些时装的做工品质折服。1958年，米兰时装周正式上线，从此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，变成全球上当之无愧的时尚首都之一。

  电影对于意大利时尚的影响，在1950和1960年代同样不可小觑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意大利经济百废待兴，因为民主意识的流行，诞生了新现实主义电影。这一批电影讲究用真实如同纪录片的手法，体现底层人民辛苦艰难的生活。

  著名的新现实主义导演费德里科·费里尼在那个时代，创作了包括《大路》《八部半》等众多新浪潮电影。其中《甜蜜的生活》的女主角西里维娅，穿着一袭黑色抹胸长裙，光着脚在曼陀铃弹奏的音乐中，旋转舞蹈。这个小黑裙造型，强调出了意大利时尚自己的特点，成为能够代表意式时尚的经典。

  在20世纪，现代时装刚刚在巴黎兴起的时候，作为意大利人的Elsa Schiaparelli也想要去巴黎闯荡试试。殊不知这位身形略高大的意大利女人，在巴黎散漫的艺术气氛之下，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时装设计师。Elsa Schiaparelli的第一个系列刚刚推出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她特意追求一种不协调的效果。这种既扭曲又充满奇思妙想的设计，为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埋下了伏笔。

  在另外一个名为“拒绝品味、拒绝思想”的时装系列中，她打破常规，构思了许多具有“断层美”的奇装异服。作为达利的朋友，她从画家的作品中汲取了许多奇妙的灵感，并因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她也是第一个大胆运用粉红色的设计师，之后的评论家称这种纯度极高的Elsa Schiaparelli粉红色为“惊奇粉红”。

  1936年，她在位于巴黎凡顿广场的设计师楼层开了一家自选专卖店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一家买手店。在那个时代，这是非常有商业风险，并且是会受到排斥的。因为当时的人们觉得买手店是给没有钱的乡下人去的地方，作为一个高级定制设计师怎么能自己开买手店呢？但这位意大利人根本无所谓，她还在巴黎开过一家体育服装店，卖一些当时巴黎人从来就没见过的美国运动服装。

  跟浪漫优雅的法国人不一样，作为天马行空的意大利人，Elsa Schiaparelli在服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几笔。她在1938年设计的龙虾图案裙子，就是将服装和超现实结合的绝妙例子。

  同年，一件名为“骨骼”的晚装裙子登上时装舞台，裙身用了填充技术，制造出包括肋骨、腿骨和脊椎的样子。因为全黑的面料和细长的廓形，这条裙子多少有点哥特的气质。

  她与达利合作的作品多为冒险型的女性所设计，它们是前卫的，有古怪的独特。 这些服装大多廓形简单，易于穿着，但是装饰的细节非常超现实： 腰部的口袋是女性的红唇，胸部的西装口袋像是箱子的抽屉，羊毛衫上绣有假的领子和克夫（长袖衬衫袖口需要上硬衬的一段），钮扣是花生、羊头、金鱼或人形，手套是一双有着指甲的手或是一直延向肩部的袖子，宛如一只鸟笼。

  到了1980年代，一大批意大利设计师登上世界舞台，一时之间热闹非凡，迎来一个金光闪闪的年代。

  Gianni Versace绝对是那个时期，甚至整个时装史都无法回避的名字，他的设计几乎定义了之后几十年的流行。1978年，Gianni Versace在米兰创立自己的同名品牌，意大利家族式的管理，从1980年代起，就开创了华丽繁冗的Versace帝国。1993年，品牌拥有了自己的图像Logo—沿用至今的美杜莎头像。此后的Versace一直都与这位蛇发女妖联系在一起，那种妖媚和蛊惑也成为了Versace的品牌灵魂。

  1994年，英国女演员Elizabeth Hurley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，她需要一条裙子为电影《四场婚礼和一场葬礼》走红毯。她所穿着的那条安全别针裙子（Safety Pin Dress），从此成为Versace最著名的一条裙子，她也通过一个成功的红毯造型开启了全新的事业。一条裙子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能有多少裙子做得到？

  将风情万种的意式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的，除了设计师组合Dolce & Gabbana，世界上应该再无人能及。Domenico Dolce，1958年出生于西西里岛，从小便在父亲的服装店里学做设计师；具有威尼斯血统的Stefano Gabbana，则在1962年出生于米兰。他俩同时在米兰担任设计助理而结缘，因为同样对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喜爱，两人决定将名字结合共同开设品牌。

  1985年，Dolce & Gabbana于米兰首次举办的女装布表会大受好评，替他们两人奠定了莫大的信心。Dolce & Gabbana的热烈多情，独属于躁动炎热的南意大利。是曼陀铃在卡普里岛碧蓝海岸上演奏的旋律，是维苏威火山下的末日狂欢，是Limoncello，是玛格丽特披萨，一切的梦幻都像是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。

  Dolce & Gabbana 的设计灵感大多来自Dolce的出生地西西里岛，也就是一种具有“强烈视觉感官震撼”的风格。大量使用红、黑等厚重的色彩，搭配紧绑的束腹、内衣外穿以及以豹纹为主的动物图纹，呈现出强烈的对比，这种风格同时被称为“新巴洛克风格”，一种新式的华丽冶艳意大利风。

  在那个金色时代，还有大量的意大利品牌走向世界，包括Gucci和Prada。在一系列家族企业的腥风血雨之后，Gucci脱离了家族经营，在1994年迎来了品牌史上的关键人物，美国人Tom Ford；入主Gucci后，这位时尚金童即大胆地赋予了品牌崭新的性感形象，那是结合了一点慵懒、一丝颓废的迷人面貌。2015年Gucci终于迎来了一位意大利籍设计师，Alessandro Michele，他又一次引领品牌进入了一个有些奇幻的意式想象中。

  1978年，Miuccia Prada（Prada创始人的孙女）与她的丈夫Patrizio Bertelli一同接管了Prada，同时也带领Prada迈向了全新的里程碑。接管品牌后Miuccia想要寻找和传统皮料不同的新颖材质，历经多方尝试，从空军降落伞使用的材质中找到尼龙布料。1985年，“黑色尼龙包”一炮而红。20世纪90年代，打着“Less is More”口号的极简主义应运而生，而Prada简约且带有一股制服美学般的设计正好与潮流不谋而合。

  今年2月份的米兰时装周，因为疫情正肆虐，很多中国媒体、中国艺人，甚至很多中国设计师都无法前往。意大利时装商会官方打出“ China, we are with you ”的口号，同时运用各种高科技直播手段，为远在大陆另一端的从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。商会主席也说，“ 在这个危急时刻，时装界应该团结一致，更多地建立桥梁，而不是创造隔阂 ”。 意大利时尚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设 计之前，就慢慢的开始相信意大利制造了。

  Fendi，是最早一批将时装秀带来中国的意大利品牌。2007年长城上的亮相，即使过去十多年，依然让人记忆犹新。T台设置在两个烽火台之间，迎着北京早秋的寒风，模特从高处走下来，有一种辽阔的苍茫美感。当意大利时装遇到中国历史，是两种伟大文明之间的对话。

  随着中国市场日渐的成熟，慢慢的变多的意大利品牌喜欢到中国来展示自己的风貌。2016年Max Mara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刘韡合作，在秀场矗立着各种形态的几何体，水泥、金属甚至帆布做成的装置艺术光影交错，立体又充满科幻未来感，似乎正在还原光怪陆离的上海—这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。

  2019年11月，Valentino在北京颐和园带来全新一季的高级定制秀，邀请函上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·芬奇说过的话：“为什么我们在梦中看见的，总比清醒时的想象更清晰？”当模特着华服立于亭台楼阁之间，虽然来自不同审美体系，却异常和谐。

  除了上海、北京这样的内地文化大都市，意大利品牌也钟爱位于中国南边的东方明珠—香港。早在2012年，Emporio Armani就曾以香港为背景拍摄新一季的全部广告。穿着精致时装的模特们，站在香港还未苏醒的街道上，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幻觉。

  2016年，Dolce & Gabbana又将西西里的热情带到香港现代又高效的街头，有一种情感与理智混合的质感。2019年，极简主义的Jil Sander让模特穿梭在这座精致城市的角角落落，记录下一个更加私人的视觉故事。不管是中国对于意大利的情结，还是意大利人对于中国的情结，两者其实早早就有了某种精神层面的交集。

  疫情之下，意大利每天上涨的数字，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。但看到那不勒斯人民依然能够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唱歌剧、拉手风琴、弹曼陀铃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一个国家的精神依旧。

  但丁在《新生》里写道：“这首诗献给每个热情的灵魂，和每一个温柔无比的心灵，愿她们把阅读后的心得写明，我以她们之主的爱神名义致敬。”